快五十了，有些记忆像窖藏的酒，不用碰，一靠近，味儿就漫上来。

我是1978年出生的，父母是公司的职工。那时龙羊峡的风沙硬得硌牙，我便被留在了甘肃庆阳的黄土坡上，成了那片沟壑里最早的留守孩童之一。爸妈虽不在身边，我的童年却被蜜泡得发胀。

家乡是被大地褶皱夹着的小村庄。爷爷靠在晒得发烫的土墙根抽旱烟，那股腥甜醇厚的烟味，至今还粘在我的鼻腔深处。奶奶在煤油灯下纳鞋底，灯影一晃，她在窑壁上的影子也跟着轻轻摇晃。后来读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见庄稼汉盘腿在土炕上开会，我总会想起三叔，他去开会时常带着我。我半懂不懂地听，回家却添油加醋，把听来的消息“缺胳膊短腿”地讲给爷爷奶奶，逗得老两口笑声撞得窑顶掉土渣。

三叔的脊背，是我童年最高的山。村里柳树刚冒芽，别的孩子都会拧“咪咪”柳笛，我偏学不会，坐在门槛上哭得没出息。他不多话，拎着我去沟里，挑了半筐柳枝，拧出一大把有粗有细、有长有短的柳笛。我揣着这堆宝贝，在小伙伴跟前狠狠嘚瑟了一回。

七岁那年，我像一棵被人从土里拔出来的苗，离开了家乡。这一走，竟再也没回去过。

我们工程人，天生是跟着山河跑的命。公婆退休后定居在西宁的四局基地，每次去探望，我总固执地选火车，或是自己开车。飞机更快，但我不要。我特意选那条经过甘肃的路，只为在进入省界的那一刻，看见那熟悉的、像爷爷奶奶一样苍老的黄土山梁。那几百公里的路程，是我离根最近的距离。

如今，只要看见柳树发芽，耳边就响起那把走调的柳笛；一闭眼，鼻尖就触到爷爷旱烟里的暖。那片土记得三叔背上的温度，认得我当年得意的模样，更记得父亲十几岁离乡时，回头望的那最后一眼。

它不说话，可它肯定认得我。

我一次次靠近它，不是为了把过去拽回来，而是为了让这棵飘了半辈子的苗，终于能把根，再扎回土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