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廿五日，晴。

西营河在七点钟的光里醒得迟。通勤中巴是只笨拙的铁甲虫，沿着盘山路缓缓蠕动，车灯切开晨雾时，光柱里浮动着千万颗细小的金尘。山脚的拌合楼还笼在蓝灰色的睡意里，工人们陆续上来，有的拎着安全帽带子，帽壳在膝头一磕一磕；有的肩上扛着大尾巴扫把。老陈照例往桥边走，像个深藏不露的扫地僧，一道道推走前一晚大车车轮下攒起的尘土，他推得很慢，怕扬尘起，也像在清扫一个需要抛开的念头。

车子拐过第八道弯的时候，远处祁连山的雪线忽然撞进右侧车窗，阳光亮得有些刺目。前排新调来的人“嗬”了一声，众人便都侧过头去。没有人说话，但空气里浮起一种共同的轻微屏息，是那种面对永恒之物时，人天然生出的静默。某位同事的电话又响起来，混杂着轮胎碾过砂石的沙沙声。

这辆车每天往返二次，像一根缝衣针，把山脚的烟火气和山顶的劳作缝在一起；也像个移动的、温热的茧，把他们的晨梦和清醒，就这样妥帖地裹在一起，沿着斗折蛇行的山路，稳稳地向上攀爬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阳光一寸一寸爬过前排人的工服上，昆仑日照的图样渐渐亮起来。窗外，整片羊群立在裸露的岩架上，平静地注视着我们经过，它们的眼睛里，映着整条山谷正在醒来的绿。

七月二十九日，多云转晴。

中巴在第二个路口停下时，天边才刚泛出蟹壳青。测量的小伙子第一个跳下车，反光背心在晨光里闪了一下，像枚别在大山襟前的徽章。他的仪器箱很沉，下车时身子微微向右歪，但脚步已经向着边坡方向迈开了。那里有一排等待复核的控制点，红白相间的测杆插在碎石里，远远看去，如同山体长出的经络。老李没熄火，引擎低低地哼着，等小周走了开了，才缓缓松开离合。

第二站停靠时，技术部的三个年轻人拿着文件夹、黄皮本跳下车，纸卷在怀里微微晃动。他们在路边站了不过十来秒，头凑在一起，指尖点过某处标注，随即各自散开，奔向不同方向的便道。一个跑起来时兜里的笔掉在地上，他停下来捡，又继续跑，背上的影子被晨光拖得老长，快要够到对面山坡刚浇完的混凝土墙上。那些墙面还泛着湿润的青灰色，像山刚睁开眼。而后是质量部的、监理部的陆续下了车，最后一站放下五六个路上“捡”的工人，车厢便空了。从后视镜里看去，他们分散在各自的工位上，像一支巨大的笔在纸上落下的点。每一个都那么小，却都压着一个确切的位置。

老李说，这车就像一个筛子，一路颠簸一路撒，把人筛进山的褶皱里去。到了傍晚，再把他们一粒一粒拣回来。

八月二日，小雨转晴。

今天的车是去接新员工的。后车厢堆着“新人”的各种行李，随着山路起伏发出轻响。这趟返程要五个多小时，够聊很多旧事，也够酝酿很多新事。

新来的五个年轻人坐在中排，行李码在走道上。正襟危坐的，背挺得很直。过第一个隧道时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像是要把迎面而来的黑暗看穿。走了很久，驶出最后一个隧道，豁然开朗，挖开的山岩一点点放大，她轻轻吸了口气。我没出声，但我知道她在看什么，那一排排整齐的框格梁沿着山势而下，在雨后泛着水光，如同一行刚刚写就的诗句，还未干透。

我坐在副驾驶，几年前也是坐这样的车来的。指尖浸着一路晕车出的薄汗，眼睛也像这群年轻人一样，舍不得移开窗外一眼望不到头的山。那时候只觉得山真大啊，大到装下了我所有没头绪的憧憬，也装下了漫山漫谷刚吹起的风。老李从倒后镜里瞥到我在笑，也笑说，这几年看着一批批人来，又看着一批批人扎下根，这车的座儿换了多少波人，山还是那座山，咱们修的路，倒是快爬到顶上去了。他的语气平淡，只有一种平静的记认，像在提醒自己，也像在告知后辈，有些艰难是值得回望的，因为那些泥泞里，恰好埋着后来所有从容的根。

回程的最后一个弯道，初霁的阳光正好从云隙里漏下来，把整辆中巴染成暖金色。坐在前排的新人掏出手机，对着窗外拍了一张。我不知道他拍的是青山、是天空，还是那条正在收窄的车辙。但我知道，从明天起，这辆车就会按时载着他上山，像载着所有前人一样，把他倒进某一道锚杆孔、某一格钢筋网、某一张图纸的空白处。而再过一个十年，也会有另一辆中巴，沿着同样的山路去接另一个他。

那时，山还是这座山，路还是这条路。只是坐在车里的人，都换了一茬新鲜的月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