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早听到的音乐，不是什么旋律优美的歌，是秦腔。

出生在甘肃农村，那时候村里甚至没有电，更别提电视。世界很小，小到我以为天底下就只有我们塬上的那几道沟。

父亲是四局职工。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出门了，先去龙羊峡，后来又去了别的地方。父亲这一辈子，没干过别的，就是在山沟里、峡谷中修大坝。家里剩下我和爷爷奶奶，守着塬上的几孔窑洞过日子。

邻村请了戏班子来唱戏，消息传开，比过年还热闹。家里大人都在忙地里的活，我跟着比我大的孩子，一路小跑着去凑热闹。那是我当时见过人最多的场景，台下黑压压全是人，看戏的、卖糖葫芦的、摆摊的、走亲戚的，尘土飞扬，人声鼎沸。小孩子哪里是来看戏的？满场子乱窜，吃点平时吃不到的零嘴，看个热闹罢了。

连着去了两天，每天天擦黑回家，家里人都坐在炕上等我吃饭。第二天晚上，三叔一边往碗里夹菜一边问我：“你天天跑去看戏，都唱的啥戏？”

我嚼着嘴里的馍，老实回答：“不知道，哇哇呀呀吵死了，不好听。”

爷爷奶奶、三叔，全笑了。

我脸腾地红了，觉得他们是在笑话我，笑我白跑了一趟，连看了两天戏都说不出个名堂来。那顿饭我吃得闷闷的，心里憋着一股劲。

第三天，我早早地跑到戏台底下，蹲在正中间离戏台最近的位置。今天我一定认真看，回去讲给三叔听。

“咚仓才仓”锣鼓一响，一个甩着长头发的人出场了。我瞪大眼睛，竖起耳朵，可结果还是听不清，看不懂。满口的方言唱词像天书，水袖甩来甩去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但我不甘心。转头问旁边一位奶奶：“奶奶，这个人咋了？”

奶奶说：“这个人犯了罪，这会在审他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台上又陆续上来几个人，又过了一会儿，那个长头发的人被两个人押了下去。

我又问：“奶奶，这个人去啥地方了？”

“他舅来说情，不管用，还是要杀。”

我吓坏了：“真的杀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在哪里杀？”

“拉到下面去杀了。”

我“腾”地站起来，撒腿就往戏台后面跑，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小伙伴：“戏台子后面在杀人！戏台子后面在杀人！”

一群孩子呼啦啦全跟过来，绕到戏台背后。眼前是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地。风一吹，麦苗轻轻摇晃，什么都没有。

他去了哪里，对于当时的我一直是个谜。

后来，我也成了四局人。像父亲一样，这辈子跟着工程走。小浪底水电站、三峡水电站、小湾水电站、向家坝水电站、深圳地铁、武汉水环境治理、杭州地铁……从西北的黄土高坡到南方的湿热河谷，从拦河筑坝到地下掘进，从修电站到治水清河。父亲修了一辈子大坝，我走过更多城市、干过更多行当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们干的都是同一件事，把水安顿好，把人安顿好。

走得越远，越想念塬上。

龙羊峡也好，深圳也好，武汉也好，云南也好，每到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，家里总少不了一台录音机或者一台音响。每到周末，机器里就会传出《铡美案》《包公赔情》《三滴血》《赵氏孤儿》……依然是听不懂的唱词，但这一次不一样，父亲也在。

父亲会一边听着，一边慢慢地给我讲每一个故事。包公为什么要铡陈世美，程婴为什么要换子，周仁为什么哭得那么惨。他不只是讲故事，还会讲这些故事里藏着的道理：做人要讲良心，受了冤屈不能低头，答应别人的事要拼了命去守。

那些在塬上戏台前没听懂的“哇哇呀呀”，终于在异乡的录音机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落进了我心里。

而父亲讲着讲着，有时候会突然停下来，望着窗外的江水或者远处的吊塔，半天不说话。我知道，他想家了。想塬上的那几道沟，想戏台后面那片绿油油的麦苗地。

如今，父亲老了，我也到了他当年的年纪。大坝修了一座又一座，地铁挖了一条又一条，河水治了一段又一段。我们搬了一回又一回，从塬上搬到龙羊峡，从龙羊峡搬到深圳、武汉、云南……走到哪里，只要听到秦腔那一声板胡拉起来，记忆就会“唰”地一下被拉回去，拉回那个没电的村子，拉回戏台后面那片绿油油的麦苗地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三叔他们当年为什么笑。他们不是在笑我，而是在笑那个场景本身：一个孩子蹲在戏台前，认真地想搞懂一个他根本还不懂的世界。

而那个世界，其实从那一天起，就已经开始慢慢向他展开了。

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有一天我也会像父亲一样，离开塬上，去很远的地方，修电站、挖地铁、治水清河。而秦腔，会是这一生里，唯一一种能把我和塬上、和父亲、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重新连在一起的东西。